为了抢时间，杨锐就在斯德哥尔摩警局的一间会议室里，开始了瑞典PCR实验室的里程。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间专业用于警方侦破案件的PCR实验室，未来的教科书里应当会有所记录。
　　休斯顿等教授，不管愿意不愿意的，也都得陪着杨锐在这间临时实验室里工作。
　　他们也能想到实验室的意义，事实上，当第一批DNA鉴定完成，众人看着杨锐在一封封的鉴定书上签字的时候，全都意识到了这间实验室的意义。
　　“我们会将他们全部逮回来的。”阿克曼警官等着杨锐全部落笔，信誓旦旦的说。
　　杨锐点点头，道：“请警官们注意安全，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呢，别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面。”
　　“我们明白的，谢谢杨先生。”阿克曼的语气尊敬无比，就他们现在拿到的名单，破获的旧案的数量已经比一个警察局整月破获的还要多了。
　　黄金时期的破案率是难以想象的。
　　想想也能理解，对于86年的世界，或者说，对于86年的罪犯来说，通过PCR做的DNA鉴定，简直是堪比UFO的黑科技。
　　实际上，比UFO还要黑科技。
　　UFO除了是“圆形”这一点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之外，其他部分都不太难懂，见过飞机的普通人都不会觉得奇怪。但是，DNA鉴定是什么鬼？PCR又是怎么回事？如今全世界就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罪犯们更是如此。
　　谁能想到，当你在夜深人静之时，蹑手蹑脚的潜入几个月前潜入的博物馆，手上戴着方便活动的手套，脚上穿着软底消声的胶鞋，好容易将名画偷走，出卖你的竟然是一根头发？
　　简直是荒谬。
　　即使有需要比较的麻烦在里面，DNA鉴定依旧会在开发之初发放异彩，就是进口100个福尔摩斯，对于瑞典的帮助，也不会有一台PCR机来的有价值。
　　“以后的生物学的学生，只要学到PCR，就得知道杨锐先生的名字了。”休斯顿半是恭维，半是羡慕。
　　“学到DNA的学生，也得知道杨锐先生的名字。”旁边的学者赞同的道：“我们以后给学生讲PCR的应用，讲DNA的应用，大概都少不了介绍杨锐先生的工作了。”
　　“介绍我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吧。”杨锐笑呵呵的将他们的埋怨给塞了回去。
　　开创世界上第一间警务PCR实验室的名头，也只有与杨锐的PCR创始人的身份并列起来，才有名留青史的可能。单单将这个荣誉交给休斯顿他们，是没有这种价值的。
　　再者说，杨锐也没有交出的必要。
　　他们只是想要一间PCR实验室而已，不管是向瑞典警方提供帮助，还是让斯德哥尔摩警局花大价钱建立实验室，依赖的都是杨锐的面子。
　　换言之，是杨锐数年的学术生涯和社会工作，积累出来的名望，以及他在瑞典期间的操作，才有可能建立起这间实验室，杨锐答应后续将实验室交给斯德哥尔摩大学运营就不错了，开创者的位置，他们是没有资格拿的。
　　而这份开创者的声望，大约又能刷出不小的成就了。
　　休斯顿等人之前还有点意识不到，杨锐却是知之甚深。
　　放在二三十年后，哪个案子没有点DNA证据，公诉方都得坐立不安。
　　这样的成果，说不定真的就留在教科书上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留在教科书上，差不多就等于名留青史了。不管是作家也好，自然科学学者也罢，谁能在教科书上有一笔，有一段，甚至有一章，那都是相当困难的。许多国家的教科书并不统一，但是，能上教科书的，反反复复其实就是那么多人，超脱不到哪里去。
　　社会媒体和专业著作的档次就低了，社会媒体的记录价值微弱，专业媒体的纪录往往局限于专业领域，都是算不得青史的。
　　而在此之下，其实还有第三个档次，通常是附着于物的人名，比如某某建筑的设计师，某某雕塑的创作者，某某事件的发起者。当然，鲁班、罗丹或者陈胜吴广又是另一个阶层了。
　　对于学者们来说，将名字留在教科书上，不仅有名气上的考虑，更有现实主义的考虑。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能在活着的时候上教科书的，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了，比如经费，比如地位，比如自由程度。
　　休斯顿等人就是生物学家，还是做了许久PCR的生物学家，此时看着杨锐的做派，都是佩服与后悔并至。
　　他们佩服杨锐的决断与能力，又后悔自己的软弱与犹豫。
　　杨锐此时却是没有给他们一丝一毫的安慰的意思。
　　PCR仪源源不断的产出着成果，而每一份成果，往往都代表着一件陈年积案的破获。
　　不管是为了社会价值，还是为了个人名气，这都是了不起的成果，也是需要抓住的时机。
　　叮！
　　一名被抓来做工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敲响了头顶的铃铛。
　　杨锐立即走了过去，问：“比较出来了吗？”
　　“三号监狱1870号的DNA，与111578号案件的现场DNA吻合。”学生兴奋的眼睛都是红了，问：“杨先生，我是不是找到一个凶手？”
　　“暂时还是嫌疑犯。”杨锐笑了一下，道：“不过，我们给111578案提供了新的线索是没错了。”
　　包括杨锐在内，所有的案件和DNA样本提供人，都是筛过一遍的。
　　PCR实验室内没人知道三号监狱是哪个监狱，也不知道1870号是谁，更不知道111578号案是什么案件，他们就是单纯的做技术性的比较。
　　但越是这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才越是令人信服。
　　杨锐又核查了一遍面前的文件，确认学生做的没有错之后，又摇响了门口的铃铛。
　　叮铃。
　　门边的窗口“啪”的就打开了。除了成批的结果出炉以外，实验室内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消息。
　　实在是找出来的嫌疑人太多，以至于瑞典警方的人力紧张。
　　“监狱案，收到。”窗口处的警察签了字，自去处理案件了。
　　就像是中国的监狱一样，瑞典的监狱里也少不了多次作案的犯人，他们并不是因为每一次犯罪而被抓，而是因为某一次。
　　在比较了监狱内的囚犯的DNA之后，瑞典的许多旧案都告破获。
　　通过对囚犯的进一步审讯，又能牵出更多的人。
　　当然，最受重视的永远是未被逮捕的嫌疑人，但这有赖于警方提供的DNA，进展相对要缓慢一些。
　　即使如此，这一天的斯德哥尔摩街头，依旧是警车呼啸，不绝于耳，不是严打胜似严打。
　　杨锐的名气迅速的传递了出去，不到几天的时间，就有许多人来到了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前来参观警方的PCR实验室。
　　这其中，不仅有杨锐需要的瑞典学者，还有来自北欧乃至欧洲其他地方的学者。
　　杨锐的名字，与PCR混合在了一起，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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