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结束，又休息了两个小时，天色已经晚了下来，华锐才组织众人参观药厂的其他部分。
　　照旧是参观通道，只是走另外的半程，从第二车间到第一车间的方向。
　　大多数人只当是过场，早就不仔细观看了，王博士亦是懒洋洋的跟着，像是条遛弯的泰迪似的，总想扑到什么东西上，耸动两下身体。
　　其实也用不着众人仔细观看，华锐制药厂的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药厂了。像是王博士万般推崇的英国的药厂，也赶不上华锐制药厂的规模——以80年代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工厂新建两年，甚至还没有投产，提前购买的机器就要落后了，这种情况下，实在是谁后建设，谁就是更好的药厂。
　　当然，是在GMP合规的标准下。
　　能够达到GMP合规，本身就不是一间容易的事。
　　“咳咳，大家静一下，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些东西，好不好。”做解说的王君慧也看出大家疲沓了，按照既定方针，将杨锐给祭了出来。
　　令王君慧没想到的是，杨锐两个字出口，一群人竟然真的精神了起来。
　　王君慧有些发愣，甚至有些不忿，明明有美女站在你们面前，一个个竟然都像是要睡着了似的，结果杨锐出来了，你们就清醒了？
　　她却是不明白，今天在场的人里面，起码有一半，是因为杨锐来的。
　　PCR的价值是随着时间而增长的，等到21世纪的时候，PCR的发明已是神一般的发明了——就是在86年，杨锐发明PCR仅两年多的时间，杨锐本人的地位已经三级跳了。
　　在世界范围内，学者们基本公认杨锐是第二阶的学者，生物学内部更是如此。
　　第一阶要么就是拿到诺奖的，要么就是声望高隆的著名学者，第二阶，则是做出了诺奖成果，等着拿诺奖的学者了。
　　大部分的第二阶学者，拿不到诺奖的主要原因都是年龄太大，活的不够久，以至于等不到诺奖。
　　当然，诺奖的数量有限，每年都有新的成果涌现，能等到诺奖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但像是杨锐这么年轻的，起码还能等个四五十年，要是再能活一点，等到八十岁的时候，诺奖是不给他都不行的。
　　在大中华区的范围内，杨锐就生物学内部的号召力是无与伦比的。
　　许多人对讲解员说什么，是不怎么关心的，但杨锐开口，他截然不同了。
　　王博士也是立即就竖起了耳朵。
　　诺奖级的学者讲话，一辈子能听多少次？
　　杨锐没有像是王君慧那样使用话筒，而是用洪亮的中文，朗声道：“大家现在看到的同样是卫生三级区，是经过我亲自核检的区域，我特别要求由我本人来讲，是因为我希望，日后的GMP规范修改的时候，能够做出相应的修订。”
　　杨锐开口就要修GMP规范，但在场的学者和医生们没一个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GMP规范的确是美国做的医疗和卫生行业的规范，的确是欧美通行的规范，的确是经过了多名行政人员、学者和法律人士考察过的规范。
　　但那又如何？
　　一名世界第二阶的学者，开口要修你的规范，你只有侧耳倾听的份。
　　更不要说，杨锐还有独抗律博定而证明正确的事例。
　　就这一件事，杨锐就能吃一辈子。FDA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GMP管理机构，都得注意听他说的话。
　　当然，并不是杨锐说修改，GMP规范就会修改，但是，为此将之列入会议讨论，并给出一整套的文件以确定是修改还是不修改，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上，GMP规范原本就是6名美国教授在60年代搞出来的。
　　它的通行，是在70年代末，美国人以法律的形式将之确定，强制各大制药企业采用才风靡全球的。就学术上来说，杨锐太有资格质疑它了。
　　再者，GMP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两种变化方式。
　　一种是复杂而困难的，也就是发布或修改更新的法令。
　　另一种则是相对简单，而且被FDA常用的，就是颁布指导性文件。
　　更改法令是相对少见的，几年乃至十几年才发生一次，指导性文件就简单了，当然，后者的效力是不如前者的，而且容易被法庭推翻，但是，鉴于FDA在医疗行业内，是类似中国的强力型政府部门，制药企业直接逆反的几率不大，他们要做手脚，通常都是在文件颁布以前做。
　　一群人都竖着耳朵，听杨锐说话。
　　尤其是华锐、绿石角和捷利康请来的随行记者，更是举起了摄像机和录音机，一副认真的模样。
　　杨锐左右看看，很有范儿的指向玻璃另一边的车间，道：“我们现在的GMP规范，对车间做了多种无菌要求，但是，灌装期间的无菌程度，依旧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确，百万分之一的细菌指标，的确是够低的了，但对于病人来说，一颗细菌就有可能是致命，因为我们的输液产品，最终是应用在虚弱的病人体内的。”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泰乐胶囊。”
　　“就因为一个无意中打开的封口，致使胶囊被污染，结果导致了7人死亡的泰勒胶囊事件，采取正确的生产方式，是应当可以避免的。FDA关于防干扰包装的规定很好，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有预见性的看到，输液产品的危险性是高于普通片剂产品的。”
　　看着众人，杨锐直接说出答案，道：“封闭层流装置，必须全面的应用于GMP级的药厂中，从而保证药液始终处于氮气的保护下，既要避免氧化接触，也要避免车间内的消毒不严。同样，药瓶也应该进行抽空充氮，保证含氧量降低到万分之一以下，并且直接进行包装……”
　　杨锐说的，其实就是90年代初版的GMP规范，而这份规范，自然也是用死人提炼出来的——就像是航空业一样，医疗行业的每一份繁复的规范，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而以80年代的生产水平来说，卫生三级车间内进行氮气保护，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效果却是极其的突出。
　　记者和某些学者，都飞快的做起了记录。
　　这可不光是提出问题了，还给出解决方案了，只要消息传出去，任何一国的药品管理机构，都不能等闲视之。
　　包括中国的。
　　一些对药厂生产有所了解的人，更听的连连点头，甚至有些心驰神往。
　　如此恰当的切入点，正是高阶学者们影响世界的正确步伐。
　　学者不像是政客或者商人，他们影响世界向来是潜移默化的，是凭借着至少是当时正确的思想来做支点的。杨锐如果要以命令的形式，或者大撒金钱来影响美国人的FDA和GMP，那是很难做到的事。
　　但是，他如果是以正确的思想为蓝本，提出一个有价值的论点，美国的FDA就是想不受影响都难。对一名学者先来说，这也是发挥影响力与价值的意义所在了。
　　进一步来说，如果美国的FDA受到了影响，中国的药品管理机构，又应该作何反应呢？
　　想到此点的人，尤其是想到此点的中国人，都不禁看向杨锐。
　　原本以为只是简简单单，吃吃喝喝的医学贿赂会，竟然真的开成了研讨会，还提出这么大的一个命题。
　　记者们多数对学术界的事不够了解，或不够关心，但此时联系到FDA，甚至更多国家的药品管理机构，一个个的都兴奋起来。
　　有人看着杨锐说完话，就举手道：“杨锐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FDA等药品管理机构，应该以华锐制药厂为标准来建设制药工厂？”
　　杨锐看了一眼，发现是名随捷利康而来的英国记者，就没有太多顾忌的道：“华锐制药厂是高于GMP标准的，但各国制定GMP规范的时候，是应该向高标准来看齐。”
　　“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厂，应该向建设于中国的华锐制药厂看齐？”记者明显进入了挑事模式。
　　杨锐却不在乎他挑事，毫不犹豫的用英语道：“中国华锐制药厂执行的规范更严格，也更加有效，如果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厂能这样做，我认为是可以挽救更多生命的。”
　　挽救生命这个命题出来，英国记者还真的不好接了。
　　中国记者却是奋笔疾书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