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依旧是从捷利康借车过来用。
　　他是捷利康天津工厂的股东，用一下车什么的，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比起在华锐公司为了招小牛的一掷千金，杨锐还是决定暂缓给自己买车。
　　现在的北京城并不大，不出三环就能看到农田连绵，骑着自行车，大部分地方都能去，何况杨锐还可以土豪的打出租车。
　　80年代人也没有私家车的概念，车都是公家的，即使是自己买的车，你也得找一个单位挂靠上去，否则都没法子注册登记。杨锐要是买车的话，很容易让人以为是离子通道实验室买的。
　　如果做事不小心，真的挂靠到离子通道实验室，那他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
　　在这个人言可畏的时代，注意影响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了，这与美帝国主义没什么区别。在美国，明知道辛普森杀了他老婆，该判无罪还是要判无罪；在中国，明知道人言可畏，还一定要逆流而上，这就相当于在美国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一样，有资格名留青史，人民谢谢你的付出，该受的罪一样没跑。
　　杨锐就算要买辆车自己开，也得先找个合适的人顶缸，反而是捷利康的车，因为挂着外企的黑牌，大家一看就能认出来，这肯定不是北大的车，而是借来的。
　　同样是这个人言可畏的年代，人们对于有办法抽空子的人不仅不反感，还很是羡慕，并认为这是高级能力。
　　所以，当捷利康派来的黑牌皇冠按时抵达离子通道实验室门口的时候，郝玉一眼就识得厉害了。
　　郝玉一面观察着车，一面观察着杨锐。
　　郝玉自然对杨锐这位一次存两万元的“豪客”印象深刻，她更是亲眼目睹分理处主任像是对待老爹一样的对待杨锐这位银行大客户。
　　就在不久前，帮助杨锐联络到蔡院士的分理处员工，还成了分理处唯一分到了两室户房子的人，而杨锐报偿的10万元国债，更是为分理处所有员工争取到了全额奖金。
　　分房，对于80年代人是了不得的事。为了一套房，再好的朋友都可以反目为仇，为了一套房，夫妻可以做候鸟，领导可以不要脸。
　　而在80年代初的北京，拿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简直不可想象，别说四世同堂的家庭住12平米的房子是怎么摆开的，就是一家三口住一室户，也够难受了。但在分理处这样的单位，结婚分房都要等，两室户更是老同志的专利。
　　然而，分理处主任愣是顶着压力，将也许是最近几年唯一的一套两室户，分给了分理处的大姐大。
　　后者做的事情，无非是应杨锐的要求，托关系，找亲戚、朋友和熟人，最终联络到了北大生物系蔡院士的小舅子。
　　至于之后是什么情况，郝玉不清楚，也不关心，她只知道，杨锐买了分理处久推不出的10万元国债后，人行分理处成了本系统的冠军，主任荣誉加身，指不定哪天就要高升，而大姐大分到了房子，激动的几乎泣不成声，大姐大的亲戚所在的工厂，也获得了支行30万元的贷款用来发工资，其本人似乎还被报销了上千元的药费，以做奖励。
　　为什么十万元国债可以换30元的贷款，此种问题，郝玉从来不想，因为她有更想不通的问题：
　　杨锐的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郝玉是在银行大院里长大的女孩子，现在也住在银行的家属区。从小到大，她听多了某某如何如何的故事，仿佛每个人身边都围满了高官显贵，仿佛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撞一个人都有个部长的铁哥们。
　　然而，郝玉现在知道，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接触过这样的影响力。
　　尤其是让郝玉奇怪的是，来分理处存钱的其他有钱人，也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杨锐一次存款两万元就被郝玉提醒，是因为他长的年轻又长的帅，外部条件突出。
　　但在分理处，银行存款超过两万，甚至超过二十万的并不在少数。
　　这些人里，不明身份的人有，个体户有，更多的是老一辈攒下来的钱，有的是动乱结束补的工资之类的，有的是卖了老玩意乃至老房子得的，还有的是国家发还的解放前的资产……
　　但在银行存折大笔钱的人，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杨锐这样的影响力。
　　郝玉不止一次的想到这个问题，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他有点想问杨锐，却又提炼不出这个问题。
　　“上车了。”杨锐看人到齐了，安排姚乐和姚悦坐后面，自己坐上了副驾驶，郝玉也赶紧跟着上了后座。
　　陪同而来的小陈没了位置，稍微有点遗憾，但脸上只是笑容，挥手告别。
　　定位豪华车的皇冠车体宽大，后座三个女生不仅不挤，还可以扭来扭去的玩闹。
　　郝玉摸着座位上的真皮，叹道：“这车真舒服。”
　　司机师傅看了一眼后视镜，笑道：“厂里新买的车呢，从日本原装进口的，一个地方都没改，你看我，座位都在右边。”
　　杨锐笑笑没说话，在他看来，这样的原装实无必要，买一辆美规车也就罢了。想来，多数还是捷利康的英国管理层习惯了左边座位的车，国内目前对此并不禁止，也就由着他们了。
　　姚乐刚到大学，正是对什么都好奇，同时又胆子渐大的时候，她直接趴上了前座，观察起了司机位置，口中道：“对哦，外国人开车，都是左行的是吗？”
　　杨锐靠着没动，正好触到姚乐的头发，只好也坐了起来，道：“外国这个概念太模糊了，美国人就是右行的，德国、俄罗斯、法国、巴西这些国家也都是右行的。左行国家主要是传统的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印度之流。”
　　姚乐听的眼睛闪星星，突然从背包中抽出一个笔记本，道：“你等一下，让我记一下。”
　　杨锐当场看愣。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粉红色的封皮在这个年代是不多见的，两个巴掌的大小颇为独特，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里面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姚乐并没有直接将东西记在笔记本上，而是翻开笔记本的内页，取出一张早就放在里面的作业纸，然后垫在笔记本上面，开始细细的写了起来，且问：“你说靠左行的有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有哪个？日本也是，对吗？”
　　80年代的年轻人最喜欢的就是先进知识了——不像是知识大爆炸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想获得一点知识可是不容易的，书籍大概是最重要的来源了，但书籍很少，看的也很慢，忘记的也很快，如果不是尼采叔本华这样的“重要人物”，图书馆里也不一定会有。
　　事实上，这时候学生的知识面是明显狭窄的，就比如本应该最为人好奇，最应该率先掌握的“生理卫生”知识，许多学生直到大学毕业也没真的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走上社会的青年们也许可以更快的自学成才，但要问到具体的交配程序以外的生理卫生的时候，社会青年们也要傻眼。
　　为了让自己的知识广博，80年代的年轻人其实想了很多办法，笔记本就是其中之一。
　　每个学生几乎……应该说，是每个知识分子必然都有数个笔记本，用来记录他们所能搜罗到的一切想知道的知识。小到塔罗牌的含义，大到凯恩斯经济学，间中或许还夹杂着克罗地亚历代领导人的名字。
　　总而言之，大家一边阅读，一边整理读书笔记，并将之视为毕生的事业。
　　在雅虎之前，中国人可不知道未来还会有搜索引擎这样的东西，更不知道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的获取竟然是如此的容易。
　　自然的，凝聚了知识精华的笔记本，就成了知识分子们可贵的资产。
　　在一些勤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或许只有半书柜的书，但笔记就可以有一书柜，而且，这些笔记多数并不用来记录自己的书里的内容，而是用来记录借来的书，或者直接摘抄别人的笔记，又或者来自于报纸杂志。
　　这一时期，剪报之类的活动，也是如此的盛行。
　　如果打开80年代的文摘报，那里就像是一个低配版的朋友圈——《黄瓜的八种用法》，《十五种教育孩子的不传之秘》，《食物相生相克二十七则》。
　　除了没有嚎叫着转发以外，80年代的各种文摘报编辑，与微信营销号是一样一样的。
　　而在这个年代，能够掌握广博的知识，自然令人瞩目，即使不能记在脑海中，拥有一本严谨方便的知识索引，也是难能可贵的资源，在文青是主流的年代，这比乒乓球打的好有用多了。
　　杨锐也第一次从姚乐的目光中发现，原来自己脑海中的知识，除了用来做研究，竟然还能用来吸引女生。
　　一时间，杨锐忍不住在脑海中找了点资料，道：“就我所知，靠左行的国家，除了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应该还有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新西兰、爱尔兰、新几内亚、泰国、马耳他、斐济、汤加、瑙鲁、牙买加、圭亚那、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
　　正准备疯狂记笔记的姚乐完全傻掉，下意识的觉得这不科学……
　　杨锐还意犹未尽，又道：“顺便说一句，加拿大虽然是英联邦国家，但因为受到美国的影响，他们是靠右行的。”
　　“哦。”姚乐现在不仅眼睛里有星星，脑门上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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